生活中的民事纠纷案例,森林资源民事纠纷典型案例

浏览:3466   发布时间: 2022年08月04日

森林资源民事纠纷典型案例

原标题:森林资源民事纠纷典型案例

【典型意义】

长江三峡库区是我国重要的淡水资源储备库和生态功能区,也是农村人口众多、发展相对落后的大山区。为改善生态环境,涵养水源,库区沿江区域种植了大量长江防护林。部分农户法律意识不强,受利益驱动,毁损林地种植经济作物。本案中,被告在刑事案件审理期间主动补植树苗,但经鉴定,其补植有部分不符合验收标准,原受损林地并未得到有效修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要求,秉持恢复性司法理念,限期被告按照林地修复方案就地继续履行补植复绿、管护抚育义务,明确了受损森林生态环境的修复验收标准。宣判后,被告均表示愿意自行补植、管护林木,当地林业主管部门为当事人提供技术指导并组织验收。本案通过引导行为人从生态环境的“破坏者”转变为“修复者”,依法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实现了司法审判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相统一。

六、黑龙江省穆棱市某村民委员会诉常某春黑土区荒山治理承包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黑龙江省穆棱市属于东北黑土区的低山丘陵地区。1998年4月,为防治水土流失,加快荒山绿化,改善生态环境,原告穆棱市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村委会)与被告常某春签订《荒山承包合同》,经营年限为30年,至2028年4月止。合同履行期间,常某春未依约履行果树栽植、改造嫁接、刨鱼鳞坑及造压谷坊等主要合同义务,未能达到防治水土流失、防止山洪水灾的效果,且擅自非法开垦某村委会的八块土地耕种。某村委会于2019年7月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返还承包地及违法侵占土地,并赔偿三年经济损失13578元。

【裁判结果】

黑龙江省穆棱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村委会与常某春签订《荒山承包合同》的主要目的是加快防治水土流失,加速绿化荒山,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常某春虽交纳了承包费,但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致使承包地区域大面积水土流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后其又擅自非法开垦某村委会的其他土地耕种,给某村委会造成经济损失。遂判决解除《荒山承包合同》,由常某春限期返还承包地及违法侵占土地,赔偿三年经济损失13578元。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黑土高产丰产且稀有,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黑龙江拥有广袤的黑土地,是我国重要农业生产基地。案涉低山丘陵区黑土层厚度薄、土质疏松、抗蚀能力差,水土流失对耕地有机质含量、地力、粮食产量有较大影响。被告虽然交纳了承包费,但未履行防治水土流失、加快荒山绿化等主要合同义务,未能实现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合同目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对于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弃耕抛荒连续两年以上、给土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土地生态环境等严重违约行为,承包方有权解除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合同,由被告返还承包地及违法侵占土地并赔偿损失,有效避免了生态环境损害进一步扩大。本案对于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推进黑土区周边荒山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具有示范意义,同时有利于引导广大群众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营造珍惜保护黑土资源的良好社会氛围。

七、杨某家诉贵州省安龙县某村民委员会、某村二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4年2月,被告贵州省安龙县某村二组(以下简称某村二组)举行公开招标会议,对该组一处集体林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拍卖,该组村民原告杨某家中标。双方于同年4月签订《拍卖(租赁)山林合同书》,约定:某村二组将集体山林租赁给杨某家,期限15年,价款4500元;15年期限届满后,直径10厘米以上的树木由杨某家自行处理;15年内如杨某家出售林木,某村二组给予出证,手续由杨某家自行办理。合同签订当日,杨某家付清租赁费用,之后对林地进行管理。2009年12月,杨某家取得该片林地的《林权证》,载明:林地所有权人为某村二组,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人为杨某家,林地面积176.93亩,林种为用材林,林地使用期15年,终止日期为2019年3月31日。合同约定期限届满后,杨某家要求某村二组出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手续。某村二组以其负责人发生变更、对合同不知情为由,拒绝出具相关手续。双方产生争议,杨某家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双方签订的《拍卖(租赁)山林合同书》合法有效,某村二组负责人变更不影响该合同的效力与履行。杨某家取得的《林权证》上登记林种为用材林,用材林经申请采伐许可证后允许限额采伐。杨某家订立案涉合同,支付招标价款并付出管理劳务,目的在于出售木材以实现其利益。而某村二组在杨某家履行合同义务后,拒绝为杨某家出具办理地上林木采伐许可的手续,违反合同约定,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判决某村二组限期为杨某家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出具相关手续。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根据森林法第二十条确立的“谁造谁有”规则,植树造林为林木所有权原始取得的方式之一。但林木附着于土地之上,林地承包、经营合同终止时,需要妥善处理地上林木,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森林资源的损失和浪费。本案中,原告作为林业经营者,通过竞标、经营并经依法登记,取得案涉林地使用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双方对合同终止时地上林木的处理有明确约定,该约定未违反公益林保护、林木采伐等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作为林地所有权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为原告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出具相关手续。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出证义务,依法保护林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倡导了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八、安某堂等五十四人诉山西省五台县某界村民委员会及第三人郭某华、张某如确认林地承包合同效力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9年,被告山西省五台县某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界村委会)与第三人张某如、郭某华签订《林权买卖合同》约定:因硬化通村路工程项目资金短缺,经村支两委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将登记在村集体名下的220亩林地作价2.5万元,转让给张某如、郭某华经营,经营期为30年。案涉合同签订时,该村约有村民100人,未选举村民代表。而根据张某如、郭某华提供的2008年5月出卖案涉林地时的干群会议记录显示,仅有10人参加会议并签字捺印。该村现有人口88人。原告安某堂等54人系该村村民,于2020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以某界村委会未召开村民会议,未经村民代表同意,未依法公示并报当地政府批准,擅自将集体林地承包给他人,严重损害村民集体利益为由,请求确认《林权买卖合同》无效。

【裁判结果】

山西省五台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农村土地承包依法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某界村委会与张某如、郭某华订立的《林权买卖合同》实为林地承包合同,但未按法定的土地承包程序进行,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强制性规定,判决确认案涉《林权买卖合同》无效。宣判后,张某如、郭某华提出上诉,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对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须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民主议定程序规则,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对此当属明知。交易相对人在承包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对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进行合理审查。本案中,承包方提供的会议记录显示,订立合同时仅召开了干群会议,且只有十分之一的村民参加会议并签字捺印,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其未尽合理审查义务,不能认定为善意交易相对人。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林地承包合同无效,教育引导交易主体杜绝侥幸心理,审慎履行对法定特别程序的注意义务,依法订立和履行涉及集体林地的合同。本案对于保护村集体合法权益,规范集体林地交易规则,促进森林资源的依法有序利用具有示范意义。

九、江西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陈某珍等五人森林资源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7年5月,被告陈某珍与原告江西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农商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贷款260万元,贷款期限为二年。被告黄某海、邹某云、辛某华、陈某红与某农商行签订《抵押合同》,用其名下坐落于江西省宜黄县的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作抵押担保,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某农商行依约发放贷款后,陈某珍在还款期限届满时未能清偿借款本息。某农商行提起诉讼,要求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还款责任和担保责任。

【裁判结果】

江西省宜黄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陈某珍与某农商行之间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黄某海等4人用名下的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作抵押担保且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合法有效。某农商行对黄某海等4人抵押的森林资源资产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遂判决陈某珍向某农商行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300万余元,某农商行对黄某海等4人提供担保的抵押物在上述借款本息范围内具有优先受偿权等。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森林资源担保贷款能够切实解决林业经营企业和农户融资难、担保难问题,建立金融资源与生态资源的转化连接桥梁,盘活林企、林农手中的森林资源资产,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载体。本案所涉的江西省宜黄县位于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地区。作为担保物的森林资源资产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金融机构认可抵押财产的价值并依约发放贷款,将林农手中的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通过抵押变为信贷资本,真正将“绿水青山”转变成“金山银山”。人民法院努力探索司法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对借款合同、抵押登记的效力予以确认,依法保护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有效促进了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本案对于打通森林资源生态价值转化渠道,鼓励金融机构有序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加强对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的金融支持,服务保障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十、湖北某林业科技有限公司诉中国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森林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21日,原告湖北某林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林业公司)在被告中国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保险公司)投保林木火灾保险,某保险公司向某林业公司出具保单一份。双方约定,总保险金额7582万余元,保险期间自2015年10月23日至2016年10月22日,对因火灾直接造成保险林木死亡产生的财产损失承担保险责任等。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9月5日期间,案涉投保林地发生保险范围内的山林火灾多起。经调查鉴定,森林火灾涉及3个县、11个乡镇、20个村,总受灾面积3410.95亩。某林业公司向某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双方就赔偿问题产生纠纷,形成本案诉讼。

【判决结果】

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当事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已成立并生效,某林业公司投保的林木在保险期间发生火灾事故,某保险公司应当按照约定赔偿火灾损失。根据保险条款一般规定及保单特别约定的赔偿金额计算方式,某林业公司的火灾损失为232万余元。遂判决由某保险公司赔偿损失,并承担鉴定费用2万元。某保险公司提出上诉,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调解结案,某保险公司支付火灾损失及鉴定费共计180万元。

【典型意义】

林业经营受自然气候条件影响较大,且容易因火灾、病虫害等自然灾害遭受损失。森林保险作为增强林业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机制,对于减少林业投融资风险、保障林业持续稳定经营具有重要意义。森林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森林保险”。本案中,人民法院落实绿色金融政策要求,在查明森林火灾面积、损失程度及赔偿金额的基础上,依法支持林业生产经营者的索赔请求,及时弥补其受灾损失,保障经营者在灾后迅速恢复生产。本案体现了人民法院发挥审判职能、助推绿色金融的鲜明导向,既增强市场主体的投资信心,也促进林业与保险业的互惠共赢,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司法样本。

(人民法院报)

以案释法|民间借贷的五个典型案例

案例一:夫妻串通逃避共债,行为无效共担责任

【基本案情】2016年6月3日,被告顾某向原告黄某借款人民币50万元,借期三个月,约定年利率13%,到期还本付息。2016年9月3日,被告顾某仅按约还息,本金未能归还,向原告提出本金延期三个月,利率不变,并向原告出具延期借条。后双方一直按此方式延续借款关系,被告顾某每三个月与黄某结算一次利息。至2018年12月1日,被告顾某未能给付2018年9月1日至12月1日期间的利息,同时本金亦未能归还。另查明,被告顾某与冯某于1999年离婚,2005年3月30日复婚;2018年1月4日再次离婚并约定位于安平中路住房一套归冯某所有,顾某净身出户。2011年3月29日,被告冯某取得人民东路房屋一套,于2017年10月11日转移登记给案外人。同年10月18日两被告购买位于安平中路住房一套,2018年1月2日,冯某取得房屋所有权,同年9月4日将该房屋转移登记给两被告之女,同年12月6日,两被告之女又将该房屋转移登记给案外人。庭审中,被告冯某辩称,两被告自2005年复婚至2018年1月4日离婚期间,顾某一直与其他异性保持同居关系,不知晓原告与顾某的债务,不承担还款责任。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案涉借贷关系于2016年6月3日已经成立且有效,两被告在此期间存在婚姻关系。虽然冯某辩称其与顾某夫妻关系不好,对案涉债务并不知晓,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在案涉债务延期存续期间,其与顾某共同作为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该行为显属夫妻共同行为;另外本院调取的顾某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3月8日,两被告之间还存在30万元的转帐行为,上述两笔支出金额远大于案涉借款金额,显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判决被告冯某对被告顾某对原告所负债务承担还款责任。被告冯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中院经审理认为,冯某在顾某对外负有债务的情形下,通过协议离婚的方式,将夫妻共同财产约定归冯某所有,并通过连续两次过户,将房产转让给他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顾某亦有大额资金汇给冯某。冯某取得全部的夫妻共同财产,顾某因未能分割取得财产而无力偿还债务,冯某应对造成债权人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判决两被告共同偿还债务,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二审遂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2018年最高院解释出台后更加注重保护举债人配偶的合法权益,强调审查款项实际用途,举债方配偶是否分享借款所带来的利益。但新的司法解释并未完全排除一方举债时的夫妻共同债务的可能,毕竟列举式的规定显然无法适应实践中千奇百怪的情形。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能简单地拘泥于“共债共签”原则,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既不能无条件地认定所有举债方配偶都从生产经营借款中间接获益,也要避免存在夫妻串通逃避债务、转移资产的情况发生。实践中结合借款背景、款项交付、款项实际用途、家庭收入情况、借款前后家庭资产情况等综合分析,更能兼顾债权人利益和举债方配偶利益保护的平衡,只有这样,才符合夫妻共债司法解释的本义。

案例二:名义上为理财或投资,约定固息实为民间借贷

【基本案情】原告梅某与被告某网络公司签订K计划服务协议一份,约定:原告投资金额5万元,投资时间自2016年7月12日起2017年7月11日止,收益率12%(年化收益),收益处理方式:本息到期一次性支付。原告诉至法院后,双方对案涉款项是借款还是投资发生争议。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了本息固定回报条款,即约定“年收益率12%”,此系约定有“保底条款”,属“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应认定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通过审核借贷事实,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案件定性难是民间借贷纠纷审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其中一类是以其他关系掩盖民间借贷关系,如以买卖关系、委托合同关系等掩盖民间借贷,另一类是以民间借贷问题掩盖其他法律关系。这些案件纷繁复杂,准确定性有难度,应透过合同的标题和形式去审视合同的实质内容,进一步区分不同权利义务约定以界定法律关系并确定案由。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约定或事实行为表明“委托人”获得固定本息回报的,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应认定为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以借款合同纠纷确定案由,并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处理

案例三:签订买卖合同为借贷担保,直接转让所有权无

【基本案情】2008年4月20日,原告李某、许某与被告王某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将原告所有的住房转让给王某,售房总价11.5万元。同日,李某作为借款人向王某出具借条借款11.5万元,约定 2008年5月20日前一次还清,如到期未还,则买卖合同自然成立。2009年1月12日,王某领取了其本人作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的房屋所有权证。2015年3月10日,王某作为出卖方与买受方沈某签订了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房地产总成交价为28万元,当日付款10万元,余款18万元于次日付清,房款缴清后10天内王某必须将房屋交给沈某,否则除退出全额房款外另处违约金2万元,房地产转移所需费用由双方各半承担。原、被告签订案涉房屋转让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后,案涉房屋仍一直由两原告居住、使用。原告请求确认原、被告所签房屋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结果】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因需要借款经与被告磋商,达成以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作为担保而从被告处获得借款的一致意见,应当认定为原告以案涉房屋为借款提供担保,以一定价值的不动产作为债务担保的约定本身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借款未能及时清偿时,虽然出具的借条中载明“买卖合同自然成立”,甚至被告已依合同办理了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但因其违反了我国担保法及物权法规定的“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双方的约定规避了法定的强制清算义务,“买受人”并不能直接依据双方所签订的形式上为房屋买卖合同而实际上为借款担保合同取得案涉房屋的物权。案涉房屋买卖是当事人之间的虚伪意思表示,依此转让不动产所有权作为伪装行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所隐藏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担保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依法应认定为有效。遂判决房屋转让合同中以案涉房屋为相关债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有效,直接转让案涉房屋所有权归被告的相关内容无效。

【典型意义】双方当事人就其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或者其他法律关系产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探究合同签订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照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合同履行情况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判断。当事人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即以签订房产买卖合同作为借贷关系担保的这种方式,须按照双方民间借贷的真实法律关系进行诉讼及处理,单独要求起诉借款人履行房产买卖合同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案例四:通常理解当事人约定,1%计息应为月利

【基本案情】2015年10月20日,被告费某因经营之需向原告张某借款50000元,约定借款三个月不计息,逾期自借款日期开始计息,利率为1%,并指定打款账户。原告出借资金后,被告未按期归还,引发诉讼。原告张某主张归还借款50000元并按月息1%计息。被告抗辩该利息没有约定是月息,视为约定不明,如认定有约定应该是年利率1%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原告向法庭所提交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可以确认被告向原告借款50000元的事实,且原告已经履行了出借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被告应当按约及时归还借款,逾期应该按约承担利息损失,但双方对约定的利息标准“利息为百分之壹”存在争议,通过全案审查,认为按照民间借贷的习惯理解为月息1%更加符合常理,故原告对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

【典型意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利息之有无多寡,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利益分配。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没有约定利息或自然人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的,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以支持。除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款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本案中,借条中载明利率1%,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使用的词句、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月利率为1%,符合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案例五:提交转账凭证陈述矛盾,虚假诉讼应予惩

【基本案情】原告朱某诉称其于2014年2月6日,先后两次分别向被告何某转账10万元。被告辩称原告汇款不是因为被告向其借款,而是案外人安排原告代为支付欠付的运输费用,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又陈述第一笔10万元系代案外人付款,第二笔10万元系被告何某向其借款,并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归还借款10万元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虽然提供了转账凭证,但并未提供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借款凭证,亦未举证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且被告的部分抗辩已得到了原告的自认,原告变更诉请后就第二笔10万元仍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另因原告在两次庭审中对案涉款项是否为被告向其所借这一主要事实前后陈述不一,自相矛盾,故意作虚假陈述,违背民事诉讼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妨碍正常司法活动,本院决定对其罚款2万元

【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对于出借人一方而言,必须要证明双方间存在借款关系且已实际支付相应款项,其举证责任才算完成,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应当防范、制裁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经查证确属虚假诉讼的,即使原告申请撤诉,法院亦不予准许,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对其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依法予以制裁;对于以骗取财务、逃避债务等为目的实施虚假诉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案释法|民间借贷的五个典型案例

案例一:夫妻串通逃避共债,行为无效共担责任

【基本案情】2016年6月3日,被告顾某向原告黄某借款人民币50万元,借期三个月,约定年利率13%,到期还本付息。2016年9月3日,被告顾某仅按约还息,本金未能归还,向原告提出本金延期三个月,利率不变,并向原告出具延期借条。后双方一直按此方式延续借款关系,被告顾某每三个月与黄某结算一次利息。至2018年12月1日,被告顾某未能给付2018年9月1日至12月1日期间的利息,同时本金亦未能归还。另查明,被告顾某与冯某于1999年离婚,2005年3月30日复婚;2018年1月4日再次离婚并约定位于安平中路住房一套归冯某所有,顾某净身出户。2011年3月29日,被告冯某取得人民东路房屋一套,于2017年10月11日转移登记给案外人。同年10月18日两被告购买位于安平中路住房一套,2018年1月2日,冯某取得房屋所有权,同年9月4日将该房屋转移登记给两被告之女,同年12月6日,两被告之女又将该房屋转移登记给案外人。庭审中,被告冯某辩称,两被告自2005年复婚至2018年1月4日离婚期间,顾某一直与其他异性保持同居关系,不知晓原告与顾某的债务,不承担还款责任。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案涉借贷关系于2016年6月3日已经成立且有效,两被告在此期间存在婚姻关系。虽然冯某辩称其与顾某夫妻关系不好,对案涉债务并不知晓,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在案涉债务延期存续期间,其与顾某共同作为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该行为显属夫妻共同行为;另外本院调取的顾某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3月8日,两被告之间还存在30万元的转帐行为,上述两笔支出金额远大于案涉借款金额,显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判决被告冯某对被告顾某对原告所负债务承担还款责任。被告冯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中院经审理认为,冯某在顾某对外负有债务的情形下,通过协议离婚的方式,将夫妻共同财产约定归冯某所有,并通过连续两次过户,将房产转让给他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顾某亦有大额资金汇给冯某。冯某取得全部的夫妻共同财产,顾某因未能分割取得财产而无力偿还债务,冯某应对造成债权人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判决两被告共同偿还债务,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二审遂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2018年最高院解释出台后更加注重保护举债人配偶的合法权益,强调审查款项实际用途,举债方配偶是否分享借款所带来的利益。但新的司法解释并未完全排除一方举债时的夫妻共同债务的可能,毕竟列举式的规定显然无法适应实践中千奇百怪的情形。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能简单地拘泥于“共债共签”原则,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既不能无条件地认定所有举债方配偶都从生产经营借款中间接获益,也要避免存在夫妻串通逃避债务、转移资产的情况发生。实践中结合借款背景、款项交付、款项实际用途、家庭收入情况、借款前后家庭资产情况等综合分析,更能兼顾债权人利益和举债方配偶利益保护的平衡,只有这样,才符合夫妻共债司法解释的本义。

案例二:名义上为理财或投资,约定固息实为民间借贷

【基本案情】原告梅某与被告某网络公司签订K计划服务协议一份,约定:原告投资金额5万元,投资时间自2016年7月12日起2017年7月11日止,收益率12%(年化收益),收益处理方式:本息到期一次性支付。原告诉至法院后,双方对案涉款项是借款还是投资发生争议。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了本息固定回报条款,即约定“年收益率12%”,此系约定有“保底条款”,属“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应认定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通过审核借贷事实,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案件定性难是民间借贷纠纷审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其中一类是以其他关系掩盖民间借贷关系,如以买卖关系、委托合同关系等掩盖民间借贷,另一类是以民间借贷问题掩盖其他法律关系。这些案件纷繁复杂,准确定性有难度,应透过合同的标题和形式去审视合同的实质内容,进一步区分不同权利义务约定以界定法律关系并确定案由。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约定或事实行为表明“委托人”获得固定本息回报的,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应认定为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以借款合同纠纷确定案由,并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处理

案例三:签订买卖合同为借贷担保,直接转让所有权无

【基本案情】2008年4月20日,原告李某、许某与被告王某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将原告所有的住房转让给王某,售房总价11.5万元。同日,李某作为借款人向王某出具借条借款11.5万元,约定 2008年5月20日前一次还清,如到期未还,则买卖合同自然成立。2009年1月12日,王某领取了其本人作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的房屋所有权证。2015年3月10日,王某作为出卖方与买受方沈某签订了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房地产总成交价为28万元,当日付款10万元,余款18万元于次日付清,房款缴清后10天内王某必须将房屋交给沈某,否则除退出全额房款外另处违约金2万元,房地产转移所需费用由双方各半承担。原、被告签订案涉房屋转让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后,案涉房屋仍一直由两原告居住、使用。原告请求确认原、被告所签房屋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结果】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因需要借款经与被告磋商,达成以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作为担保而从被告处获得借款的一致意见,应当认定为原告以案涉房屋为借款提供担保,以一定价值的不动产作为债务担保的约定本身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借款未能及时清偿时,虽然出具的借条中载明“买卖合同自然成立”,甚至被告已依合同办理了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但因其违反了我国担保法及物权法规定的“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双方的约定规避了法定的强制清算义务,“买受人”并不能直接依据双方所签订的形式上为房屋买卖合同而实际上为借款担保合同取得案涉房屋的物权。案涉房屋买卖是当事人之间的虚伪意思表示,依此转让不动产所有权作为伪装行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所隐藏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担保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依法应认定为有效。遂判决房屋转让合同中以案涉房屋为相关债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有效,直接转让案涉房屋所有权归被告的相关内容无效。

【典型意义】双方当事人就其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或者其他法律关系产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探究合同签订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照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合同履行情况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判断。当事人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即以签订房产买卖合同作为借贷关系担保的这种方式,须按照双方民间借贷的真实法律关系进行诉讼及处理,单独要求起诉借款人履行房产买卖合同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案例四:通常理解当事人约定,1%计息应为月利

【基本案情】2015年10月20日,被告费某因经营之需向原告张某借款50000元,约定借款三个月不计息,逾期自借款日期开始计息,利率为1%,并指定打款账户。原告出借资金后,被告未按期归还,引发诉讼。原告张某主张归还借款50000元并按月息1%计息。被告抗辩该利息没有约定是月息,视为约定不明,如认定有约定应该是年利率1%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原告向法庭所提交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可以确认被告向原告借款50000元的事实,且原告已经履行了出借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被告应当按约及时归还借款,逾期应该按约承担利息损失,但双方对约定的利息标准“利息为百分之壹”存在争议,通过全案审查,认为按照民间借贷的习惯理解为月息1%更加符合常理,故原告对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

【典型意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利息之有无多寡,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利益分配。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没有约定利息或自然人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的,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以支持。除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款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本案中,借条中载明利率1%,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使用的词句、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月利率为1%,符合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案例五:提交转账凭证陈述矛盾,虚假诉讼应予惩

【基本案情】原告朱某诉称其于2014年2月6日,先后两次分别向被告何某转账10万元。被告辩称原告汇款不是因为被告向其借款,而是案外人安排原告代为支付欠付的运输费用,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又陈述第一笔10万元系代案外人付款,第二笔10万元系被告何某向其借款,并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归还借款10万元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虽然提供了转账凭证,但并未提供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借款凭证,亦未举证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且被告的部分抗辩已得到了原告的自认,原告变更诉请后就第二笔10万元仍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另因原告在两次庭审中对案涉款项是否为被告向其所借这一主要事实前后陈述不一,自相矛盾,故意作虚假陈述,违背民事诉讼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妨碍正常司法活动,本院决定对其罚款2万元

【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对于出借人一方而言,必须要证明双方间存在借款关系且已实际支付相应款项,其举证责任才算完成,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应当防范、制裁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经查证确属虚假诉讼的,即使原告申请撤诉,法院亦不予准许,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对其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依法予以制裁;对于以骗取财务、逃避债务等为目的实施虚假诉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来源:格尔木普法